如此一来，被告人的质证权很可能被虚置，其在法庭上对控方证据的反驳、质疑，也难以撼动法官的预断，于是在刑事诉讼程序惯性的作用下，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所做出有罪结论也就很难被推翻了。

该学者认为，尽管最大利益判断标准的考量要素已经由儿童权利委员会在一般性意见中一一列举，但并不具有方法性的指导意义。毫无疑问，人类尊严平等是社会正义的必要条件，然而，当社会资源有限不能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求时，就会发生分配冲突。

能力发展理论强调人的尊严、能力差别、生命发展周期以及政治诉求的保障作用。当然，这种依存关系不仅包括家庭照料关系，还包括国家亲权，此即为儿童最大利益的考量，并非如论者所声称的最大利益是一个目标，而不是一个实际的法律标准。该理论认为，儿童应当得到特别保护有两大理由：一是由于儿童的依赖性以及其身体或情感特点而导致的脆弱性。立法上充斥着最大利益辞藻，但实践中的很多做法又偏重惩罚报复。比如美国就在应对儿童家暴问题上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机制，通过举报和强制报告、限期调查、调查期间的儿童保护、预防服务和团圆服务等家庭服务、儿童安置和治疗、儿童及家庭的个案管理、寄养照护和司法保护、法院命令及监护权归属等环节处理儿童家暴事件。

当然，这里所说的社会防卫是指法国安塞尔（Marc Ancel）发展的新社会防卫论，更强调犯罪预防、教育矫治、少年人格健康发展、非刑罚替代措施等方面。我国学者对最大利益原则也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婚姻家庭法领域，偶尔涉及刑事司法、国际收养等问题中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适用。应当指出的是，社会财富和国民收入的任何一种分配都是在一定价值观的指导下进行的。

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平安中国，就是形成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的法治环境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抓手。一要完善财产征收征用制度，特别是完善土地、房屋等财产征收征用法律制度，合理界定征收征用适用的公共利益范围，不得将公共利益扩大化，细化规范征收征用法定权限和程序。如墨子所言，兼相爱、爱无差等。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核。

二要严格规范涉案财产处置的法律程序，进一步细化涉嫌违法的企业和人员财产处置规则，依法慎重决定是否采取相关强制措施。在良好的分配秩序之下，二者是可以做到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

共同富裕为了人民，共同富裕依靠人民。习近平指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关键是要在事关产权保护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领域体现法治理念，坚持平等保护、全面保护、依法保护。进入21世纪以来，公民的人身安全、人格安全、财产安全、信息安全，住宅安全、私域生活安全、公共生活安全、生产安全、交通安全、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制度安全、领土安全、政权安全、经济安全、资源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侵扰和挑战，宗教极端势力、分裂势力、恐怖主义势力、黑恶势力、各种敌对势力对人民的安全生活构成了严重危害和风险。伴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我国的法治建设也必将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其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当前，要进一步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合理调整利益关系、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形成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财不匮而上下相安的局面，努力为推动共同富裕创造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守望相助的社会环境。这些论述深刻阐明了法治与发展的内在联系，既说明了法治对发展的重大意义，又为法治建设提出了历史性任务。人人享有人身权、人格权、财产权、环境权、信息权、数字人权等基本人权，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特别是生存权和发展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

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确认了平安中国的核心要义，即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在制度意义上，共同富裕指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公正和制度文明。

严格区分违法所得和合法财产，区分涉案人员个人财产和家庭成员财产，在处置违法所得时不牵连合法财产。二要建立维护公平竞争的法律秩序。

结语 实现共同富裕，既需要法治的助力和保障，也推动着法治的变革和进步。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初次分配直接影响分配结果和分配秩序，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直接的重要影响。这与法律不完善、不配套和法律执行不到位有着直接关系。市场化要求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营造商品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市场环境。与此同时，促进新发展理念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精神、法治价值体系有机融合，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国，推进法治现代化和法治文明进步。

在精神意义上，共同富裕指全体人民拥有共同价值、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2016年，习近平进一步提出：要继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

所以，要加快《慈善法》《公益事业捐赠法》《红十字会法》等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完善相关税制，构建有利于第三次分配的法律法规体系，依法支持、引导和监管慈善活动，着力提高我国慈善组织及其活动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促进慈善新业态规范发展，积极发挥第三次分配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本文首发在《法治社会》2022年第3期第1~9页。

在新征程新发展阶段，良法更应当是体现和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法治。习近平指出，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经济发展从数量上有没有转向质量上好不好。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就是一种以财富泉水般涌现、社会公平正义和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表征的和谐社会。习近平指出，市场经济的高效率在于价值规律、竞争规律、供求规律的作用，但发挥市场经济固有规律的作用和维护公平竞争、等价交换、诚实守信的市场经济基本法则，需要法治的保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只有赋予主体尽可能广泛的追求利益的自由和最大限度的活动空间，才能保证资源利用的效率。要加强民事检察工作，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畅通司法救济渠道，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坚决防止以刑事案件名义插手民事纠纷、经济纠纷。

三、以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内容提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我们要更加自觉地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初次分配是按照劳动力、资本、土地和知识、技术、数据、管理等生产要素对财富增长贡献大小进行的收入分配。

第三，法安天下，法正民安，法律是维权护民、惩恶维稳的武器，能够切实有效地保护人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加强同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增强透明度，强化产权保护，坚持依法办事，鼓励竞争、反对垄断，公平公正对待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体，努力营造公开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高效的行政环境、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013年1月，习近平就作出建设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完善要素交易规则和服务体系。而法治是公平竞争制度的核心，厉行法治是形成公平竞争发展环境的必由之路。同时，要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大社会保障再分配力度，更好发挥其兜底提低的作用。

为此，要在法治框架内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形成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的收入分配秩序。四、以公平和效率为核心价值，构建保证共同富裕行稳致远的分配秩序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需要与可能、效率与公平等关系，形象地说，就是既把蛋糕做大又把蛋糕分好，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目前我国初次分配中，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收入份额占比偏低，严重制约共同富裕，故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势在必行。推动共同富裕，解决发展问题是第一位的，满足全体人民对高质量共同富裕的期盼，更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

其次，理性的效率观除了投入产出的经济分析外，还有更为深层的道德内涵，即根据预期目的对社会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最终结果作出社会评价，社会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使越来越多的人得以境况改善同时没有人因此而境况变坏，这就意味着效率提高了。对于法律界限不明、罪与非罪不清的，司法机关应严格遵循罪刑法定、疑罪从无、严禁有罪推定的原则，防止把经济纠纷当作刑事犯罪处理。